仪礼习俗——婚嫁(1985年以前)

时间:2014-09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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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嫁为人生历程中的最重大的仪礼习俗之一。清代以后,沈阳地区的满汉两族居民婚俗多融合在一起,虽间有移植满族习惯的,总体上仍以汉族礼俗为本。
  解放前的沈阳地区婚俗,或繁或简,基本上沿袭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礼制。婚礼通常主要程序是议婚、纳采、请期、迎娶。议婚,俗称“合婚”,即经媒婆介绍、双方家长初步认可后,交换男、女庚帖,分别请算命先生推算一番,如不相克,就算议定。然后,由男方向女家赠送首饰、衣物,名为“纳采”,俗称“放定”,即“订婚”。订婚后,再由男方另备猪、羊、鹅、酒及服饰、礼金等送至女家作为聘礼,同时商议完婚日期,名为“请期”,实为“过礼”兼“择期”。婚期亦请算命先生推算后选定。“迎娶”是婚礼最复杂的高潮阶段。迎娶的前一天傍晚,女方要把妆奁等随用物品送至男家,陈放在新房中。新婿至女家拜谢,名为“谢妆”。同日,又有“晾轿”习俗,即为迎娶的操练,具有显示排场性质。
  至预定结婚之日,男家盛傧御、备舆卫,以烛马、管乐为前导,至女方家中迎娶新妇,名为“迎亲”,女方亲属随行陪新妇至夫家,名为“送亲”。途中如经庙宇、井或墓地,需以红毡相障,意在防备邪祟冲犯。至夫家,却关门不让进去,名为“憋性”。稍候,开门放轿入门,扶新妇下轿,新妇头以红帕相遮,名“盖头”,胸前背后且各系一只铜镜。这时,男家令两位女孩将两只装有金银、五谷之类的“宝瓶”,交新妇左右各抱一只,名为“抱瓶”,尔后由新婿引导踏红毡入室。门前放一马鞍,要新妇跨过,意取平安,或从门前放的火盆上跨过,意在祛秽气。新婿与新妇进入厅堂,即在鼓乐、爆竹声中拜堂,俗称“拜天地”。拜过堂即象征已正式结为夫妇,新妇由丈夫领入新房(俗称“洞房”),去掉盖头,彼此见面。新妇上炕,仍怀抱宝瓶面朝吉利方向端坐,名为“坐帐”或“坐福”,并由喜娘为之加髻,改换为妇人发式,名为“上头”。这时,外面已在招待送亲者和其他前来贺喜的亲友吃喜酒,新婿要到女家送亲的尊长席前拜席,名为“谢亲”,并接受赠送的钱物。这时,其他亲友也纷纷赠以钱物,名为“喜仪”,俗称“上礼”,新婿一一拜纳。清末民初,城市里送“喜幛”曾风行一时。古代婚礼向于傍晚举行,而沈阳地区则以早晨为习。喜宴过后,送亲者告辞,男家要为之带回猪肉(俗称“离娘肉”)、粉丝(象征“藕断丝连”)、大葱、红糖等物,各含寓意。晚上,亲友大都散去,另有少数年轻亲友、邻里“闹洞房”,嬉戏一番,而后由姑嫂、喜娘为新婚夫妇铺房(即“撒帐”),边施放行李边撒钱币及枣、栗(取“早立子”之意),新妇要给铺床人赏喜钱作谢。铺房时,喜娘要口念撒帐歌谣,俗称“喜歌”。如:“一把栗子一把枣,又生姑娘又生小。”“东一抡,西一抡,丫头小子一大群。”“麻花被,四幅宽,丫头小子往里钻。”“轱辘轱辘墩,爷爷奶奶好抱孙;轱辘轱辘墩,姑姑叔叔好抱侄。”“新媳妇下地拽一把,又有骡子又有马。”“小叔子打三拳,又有金子又有钱。”这样的喜歌,直至解放后仍有流传。洞房中,新妇夫要吃过宽心面(又谓“合欢面”)、交杯酒(又谓“合欢酒”)后,方可合房。
  次日早起,先拜祖先坟墓,再拜四方,然后拜见公婆。这天,再次宴请亲族、戚属等。席间,引新妇一一拜识,名为“分大小”。亲戚们各用红纸包钱或饰物相赠,名为“拜仪”,俗称“装烟钱”。有的,这天早上由女家来人为新妇梳头,男家留以早筵款待,名为“梳头酒”。随后,又有“拜灶”、“翻箱”礼俗。迷信以为灶神是一家之主,作为家庭新成员的新妇,理当拜之。至于“翻箱”(又称“开箱”),实为清点新妇家私,是封建制度下家庭经济统由家长管理的遗风。晚上,夫妇相对跪在地上,各捧衣襟,由嫂子把宝瓶中的金银、五谷倒在上面,边倒边念颂:“倒宝,倒宝,白头到老;倒金,倒银,骡马成群。”名为“倒宝瓶”。第四或第七天(锡伯族是第九天),女家派人来接新婚夫妇“回酒”,俗称“回门”。回酒需当天返回夫家,且忌赶在日落之后。婚后一个月,新妇回去住娘家,名为“住对月”,但不可超月。至此,整个婚礼过程基本完成。
  解放前沈阳地区的婚俗,非但繁琐奢侈,而且有早婚、近亲结婚陋俗。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记载:“满洲之早婚,在全国可居第一。男子生十三、四岁即结婚;至二十岁以上方结婚者,俱为贫人。……民间惯以年长之女子配少年之男子,十三、四岁之男子,必娶十七、八岁之女子。盖无目的在望女子真事妇职母职,并为家庭之看护者也。谚谓,‘宁嫁穷汉子,莫嫁孩蛋子’,盖不满于婚姻制度之所谓也。满洲地方,血族结婚甚多,致有张张氏、李李氏之笑话。”解放初,早婚和近亲结婚的风气已衰,实施新婚姻法以后,被视为违法行为,鲜有犯者。
  解放后,随着有关法律、法规的制定与逐渐完善,以及推行移风易俗政策,沈阳地区基本破除旧婚俗中不科学的、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,并由繁琐、奢费导向简朴、节约。新婚俗中的主要程序有:
  恋爱。青年男女的婚姻主体上属于自由恋爱方式,即或是经亲友、同事介绍相识、相恋的,也都经历一段相互了解、相互考察和增进感情的过程后方正式履行法律程序登记,举行婚礼。父母或家庭包办式婚姻虽偶有发生,但基本取消,“明媒正娶”观念淡薄,“媒婆”的法定式作用消失。晚恋、晚婚、晚育不只作为主导性婚俗存在,业已成为正式的制度、法规,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护。
  通常情况下,男女青年确立恋爱关系后,经一段时间相处,如未发现对方在品行、身体健康等方面存在不良问题,感到双方在性情爱好、生活习惯诸方面比较合适,即进一步发展关系,直至成为夫妻。如果中间发现不良问题或感情不合,彼此难以组成家庭共同生活,即自行分手,另行选择。确定恋爱关系大都预先或开始相处后通知家长、亲友,征询意见,请父母、亲友协助考察了解对方情况。鉴于年轻人涉世未深,尚缺乏社会经验和自立能力,父母及亲友均对此视为应尽的社会责任。青年男女以恋爱关系交往、相处,称作“谈恋爱”、“处对象”、“搞对象”或“交朋友”;向人谈及或介绍对方时,多称之为“男朋友”或“女朋友”,也有称之为“对象”的。称作“对象”者,因系相对自身性别而言,则不冠以男、女之类性别称谓,听者自明。
  择偶标准、方向,随时代不同而异。50—60年代,女青年多愿找家庭出身好的技工、干部、英模为伴侣;六七十年代,愿找军人为伴侣;80年代,注重文化程度,愿找知识分子,再是有本事、收入高、住房条件好的男青年,也成为一些女青年追逐的对象。男青年择偶,70年代以前,注重女方的作风正派、身体健康、善料理家务(会过日子)、生活朴素、孝敬老人和工作积极等;80年代以后,则出现喜欢女方身材苗条、会穿戴打扮、善交际、活泼、会玩乐、审美观点强的趋势。当然,容貌、身材秀美,始终都是男女青年择偶中都注重的。由于政治原因,解放以后家庭出身、有无海外关系或有无犯政治错误的亲属、社会关系,曾长期成为影响择偶的重要因素。80年代以后,也有些青年出于不同的追求,特别愿意寻找家资富有或有海外亲属的对象。其中,有的是意在藉此获得某些“实惠”(好处)或出国机会。
  80年代,由于多种原因,沈阳城乡出现大男大女求偶难的社会性问题。其中,城市中大龄女青年比例大,女方求偶难成为突出问题;乡村大龄男青年比例大,男方求偶难问题比较突出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组织创办一些婚姻介绍所,组织不同形式的大龄未婚青年联谊活动,搭“鹊桥”,牵“红线”,开展当“红娘”活动。此外,还面向少数民族、老年人和残疾人,组织相应的婚姻介绍机构及活动。这些对于破除旧的婚姻观念和旧婚俗都起到了积极作用,并解决了一些社会实际问题。同时,也成为沈阳地区新婚俗中的新事物。
  订婚。男女青年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,感到相互已经比较了解并满意,已基本具备结为夫妇的条件时,再次征询父母、亲友的意见,就决定进一步作结婚的准备工作。尽管必须履行法律手续进行结婚登记,但往往还要预先通过民间礼俗程序。首先是由男方的父母辈携礼品前往女家拜访,然后再邀请女方家长至男家作客,设宴款待,席间正式明确男女青年的“准婚姻关系”,双方分别向未来的儿媳、女婿赠以手表、戒指、现金等。其中,赠给女方购置衣物等必要费用,实为旧时“聘金”的转换形式。同时被邀作陪的,通常有婚姻介绍人(并不起主要作用)和亲朋好友,实际上是起“订婚”的中证人作用。这种订婚方式,俗称“会亲家”。会过亲家,其婚姻就算获得双方家庭主要成员的认可和世俗意识上的承认。这时,这对男女青年的恋爱关系即完全向亲友、同事公开,并筹备结婚。在此期间,如逢年节或对方家庭有喜庆及病、亡之类大事发生,即可以未来的媳妇或女婿身份前往作客或探望,均被视为贵客,双方家长间亦正式发生来往,以亲戚相处。俟婚前的筹备事宜大体就绪,双方关系巩固而无变化,即到政府机关登记,取得法律的认可,然后择日举行婚礼。举行婚礼前,再由男方家长携礼至女方家中商议婚礼日期,征询意见。这实际上是旧婚俗中“请期”的遗制,具体婚期、婚礼方式事先业已由男女青年在双方家庭间议就,只是履行一种礼节上的程序。
  婚礼。它是一种主要婚俗形式,并不具有法律效力。作为人生中的重大礼议活动之一,婚礼仍然受到重视,力求举办得隆重、体面、热闹和富于纪念意义。同时,也是一次特殊的民间社交活动形式。相比之下,新婚礼基本继承旧婚仪的传统习俗惯制,但有很大变化。同时,也出现旅行结婚和举行集体婚礼等新礼俗。其中,仍以采用传统式的婚礼居多。
  婚期的选择,已破除请算命先生推算的迷信陋俗,但通常多愿选择节假日或与之邻近的偶数日期(双日),以便于亲友来聚,甚至以农历与公历均为偶数日期最满意,意在取“成双成对”吉祥如意的口彩。希望逢上个晴朗天气,以为顺利,实为旧时迷信认为阴雨天属“哭丧天”、“有霉气”(倒霉)忌讳的遗风,但人们并非相信那种迷信说法,惟愿一切如意、少麻烦而已。

婚礼前一日傍晚,由新婿在亲友(通常包括嫂辈和兄弟姐妹)的陪伴下,去女方家拜见女方家长并取其陪嫁的行李等随用物品,然后,由女方的嫂辈及兄弟姐妹一起将行李等送至男方家新房中。一般情况下,新婚行李多为双方各备两套,合为四套,即“四铺四盖”,忌出单数。牙具、化妆品等多由女方置办。至新房后,男方亲属协助女方来的亲属将双方行李混合摆到一起,并请女方亲属审看洞房家具什物陈设、装饰,然后设酒席款待女方亲属,预祝次日婚礼圆满。有时,也为将哪方的被褥叠放在上面或下面发生争执,甚至闹出不愉快的事,但属少数个别情况,大都谦和礼让,不因循被褥在上面象征着高贵等旧俗。
  举行婚礼当天,男家置备酒席,在门旁、胡同口等处张贴大红双喜字纸,洞房亦贴挂带有喜字的装饰,并在醒目处陈置亲友、同事送的器物等贺礼。早饭后,新婿在嫂辈亲友的陪同下,由主事的长辈(旧称司仪,俗称“张罗”)带领下,至女方家迎亲。迎亲队伍中,要有一对衣饰艳丽的男女儿童(俗称“童男童女”)随往。迎亲队伍至女家后,新婿首先“改口”称女方父母为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,并逐一介绍、引见迎亲人员。女方家用红纸包钱赏给随来的男女儿童,请男方迎亲者每人喝一杯红糖水,象征婚姻美满甜蜜,然后敬糖块、香烟、茶水款待。稍作叙谈后,即邀请妆饰一新的新妇及女方参加婚礼的亲友动身去男方家。沈阳地区习俗,女方母亲不参加女儿婚礼,由其父辈率亲友前往,并亦有一对男女儿童“押车”。
  迎亲,城市和郊区多以轿车和大、小客车为交通工具。出租车行业开办以后,加之实施政府有关法令、规定,借用公车结婚的现象明显减少,但亦渐有讲究迎亲车辆型号、车队规模的奢华、排场等不良趋向。
  迎亲车回到男方家,爆竹声中,新妇上前“改口”称男方父母为“爸爸、妈妈”,将手中盛有绢花的喜盆(俗称“聚宝盆”,象征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富裕、兴旺)捧送给婆婆,并从中取出一只花簪在婆婆鬓发上,作为见面礼。这时,婆婆即将一包有纸币(取整数、双数,有的是储蓄存折)的红纸包作为还礼赠给新婚儿媳,俗称“接盆钱”或“戴花钱”。然后,头上、身上被人撒了许多五彩纸屑(实为“撒谷豆”遗俗的变异形式)的新妇、新婿在院中或楼房前同公婆合影留念。这时男方家长照例赏女方送亲的男女儿童以喜钱,新婿或司仪请女方送亲的亲友到新房参观,并以烟、糖、茶及瓜果款待,还逐一向男方亲友介绍女方客人。
  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结婚的中心仪式——拜堂,是双双向领袖画像行三鞠躬礼,分别向父母辈、来宾行礼,再夫妇互相行礼。然后,介绍人、证婚人、两家亲属及双方工作单位代表依序讲话,并要新婚夫妇介绍恋爱经过,体现了艰苦朴素的风尚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“拜堂”为参加婚礼的客人同新婚夫妇做“三忠于”活动所取代,几乎使这一人生大礼失去民俗色彩。进入80年代,既未恢复解放前沿袭千百年的旧“拜堂”仪式,也未继续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后的礼仪形式。男方亲友陪女家客人看过新房,寒暄、叙谈之后,即分宾主、长幼入席开宴,以“吃喜酒”为婚礼活动的高潮。席间,新婚夫妇由主持人引导依序为大家敬酒、敬烟,名为“拜席”。为坐有双方家长的首席敬酒、点烟时,女方家长当众向新婿给以红纸包的赏钱。当新婚夫妇向叔嫂、姐夫等同辈人拜席时,多开些“刁难”式的玩笑,以增添喜庆气氛。喜筵结束,以女方的送亲客人告辞为标志。临行前,男方将“离娘肉”、葱、粉丝、烟糖等物用以彩纸包裹交女方亲属带回。同时,另将预先备就的“四喜丸子”等四样席间主菜带给未前来参加婚礼的新妇之母,以示安慰。
  当晚,新婚夫妇同公婆等吃过团圆饭,即开始“闹洞房”。为活跃新婚夜的气氛,平素按习惯不应开玩笑的亲友,此时亦可与新婚夫妇适当哄笑取闹,即所谓“三天后再分大小”。睡前,姑嫂辈为之铺放行李、“撒帐”,然后有人一手拿枣、一手拿栗子,要二人同声道出“早立子”的口彩。次日,新妇即早起帮助婆母料理家务。解放后,由于城乡青年大都参加工作,婚假有限,因而形成婚后第三天即“回门”的新惯制。旧时婚后祭祖、分大小等俗均已消失。但新婚蜜月期间照例忌女方在母家过夜,需逾月后方可“住娘家”,即“住对月”,仅象征性住几日便归。
  改革开放后,倡导节俭办婚事,提倡旅行结婚或由单位社会有关方面组织举行集体婚礼,但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,尚未切实取得广泛效果。一些旅行结婚或参加集体婚礼的青年夫妇,依然照例置办喜宴,招待亲友同事。其中一个明显因素,即一向“凑份子”随礼风气尚未破除,不摆喜宴似不便人情往来,感到情面上过不去。同时,筹办新婚家庭讲排场、高消费之风亦有日趋上升趋势。许多新婚小家庭均置办有冰箱、彩电、录音机、洗衣机及高档家具,有的甚至还置有录放像机,新房中地毯、彩灯等一应俱全,耗资多超出实际经济支付能力,有的倾尽父母多年积蓄、亲友资助,有的欠下债款。至于新婚礼服,有的平素不便穿着,亦不惜破费购置高档新式的。因筹办婚事中攀比、讲排场而失足犯罪者,时有发生。如此风气的蔓延,使许多家庭陷于困窘之境,已引起社会的关注。